吴正东
2014-11-9 19: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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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老师——常州人文始祖季札 |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很牛的一个人，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辞典》和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从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列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他们依次是亚洲中国的孔子，欧洲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大利的阿奎那，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培根、牛顿、达尔文，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孔子列第一，是世界十大牛人中最牛的一个人。可是，季札比他还要牛。
提纲大致是“三个五”：一是关于季札的五件大事；二是季札对当今人们的五点启示；三是季札为孔子老师的五大佐证。
我的话题从“春晚”说起。当今中国人，扩大一点说海外华人，大致都有一份“春晚情结”，尽管人们对这个“春晚”褒贬不一，但每年春节过年还是离不开它，至少在关注着它。我今天要说的不是一年一度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而是一个历史概念上的“春晚”，即“春秋晚期”。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在我所了解的历史中，中华文明史离不开“春晚”，从长远看，世界文明史注定也离不开中国的“春晚”。为什么？源于“春晚”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群人，特别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人。这群人以一个字概括，叫做“士”，其中有文士、武士、谋士、策士、术士、隐士等等；用两个字概括叫做“士子”或“诸子”。士林诸子中最牛的一个人叫孔子，孔子是这群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一代又一代，并仍将继续影响中国和整个世界的一个圣人。
中国的春秋晚期即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近百年间，是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乱世，但却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本思想开始萌芽，理性之光从愚昧和迷信的层层包裹中冲决而出，中国文化第一次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重神惧鬼走向人文关怀。与此巧合的是，就在中国的春晚时期，印度产生了释迦牟尼，希腊产生了苏格拉底，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我们今天所说的“三教九流”（三教：儒教、道教、佛教；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大致就形成于那个时期。春晚时期所产生的人文之光一直照耀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产生新的飞跃的时候，人们总要回过头去，看看先哲们是怎么做的，和怎么说的。这使得中国人、华人引以自豪的孔子释放出越来越强的人文光芒，这也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春晚也是世界的春晚；中国的孔子也是世界的孔子。
然而，今天的人们，在敬仰和崇拜孔子的时候，往往不会去查考孔子有没有老师。那么孔子究竟有没有老师呢？回答应该是：有。一个人的成长，哪能没有老师？古今中外无师自通的天才有，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孔子在磨难中成长，从前人和当时贤哲们的身上吸取营养，最终才成为集大成者的孔圣人。那么，孔子有多少个老师呢？回答应该是：很多。孔子自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韩愈《师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三字经》：“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现在比较公认的，对孔子影响最大的有六个男人三个女人其中一个小孩。
仁孝老师——郯子 《二十四孝》鹿血奉亲的故事
音乐老师——苌弘 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尽善尽美
哲学老师——老聃 亦师亦友
古琴老师——师襄 三月不知肉味。
辩才老师——项橐
项橐是春秋晚期的神童。相传，孔子有一次与弟子们驾着马车，行至齐国纪障城的时候，大道上有几个正在戏耍的童子四散逃离，惟有一个童子双手叉腰立于路中岿然不动。子路见状，停车呵斥道:“小孩子怎么不让车呢？撞坏了你怎么办？”
童子说:“城池在此，车马安能通过？”孔子探身道:“城在何处？”童子说:“筑于足下。”孔子下车观看，果见小儿立于石子片摆成的“城”中。童子问:“是城让车马，还是车马让城？”孔子笑道:“好伶俐的童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啦？”小儿答道:“我叫项橐，年方七岁。请教您是哪一位？”孔子答道:“俺是鲁国孔丘”。项橐惊道:“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那么俺请教您三个问题，答的出来俺就拆城让路，答不出来就请您绕城而过”。孔子觉得项橐小孩很有意思，于是笑道:“一言为定”！项橐说:“天、地、人为三才，夫子可知天有多少星辰、地多少谷物、人有多少眉毛？”孔子摇头说:“这……我还真的没想过”。项橐得意道:“我来告诉你，天有一夜星辰，地有一茬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项橐再问:“请教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孔子答道:“江河湖海，水中都有鱼；柴草灯烛，是火就有烟；没有叶不成树，没有枝又哪里有花呢？”
项橐听后晃着脑袋说:“不对，是井水没鱼，萤火没烟，枯树没叶，雪花没枝。”项橐又问:“什么山上无石？什么车子无轮？什么牛无犊？什么马无驹？什么男人没有妻子？什么女人没有丈夫？孔子逗他道:“啊呀，我还是不知道。”项橐又道:“土山无石，轿车无轮，泥牛无犊儿，木马无驹儿，神仙无妻，仙女无夫”。
孔子心中实在是敬佩这个七岁的孩子，于是向项橐行礼，绕“城”而过。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项橐三难孔夫子”的故事。
以上列举了五位老师，四个男人一个小孩，其实孔子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老师，是常州人。
孔夫子是山东人，常州人怎能够做他的老师呢？因为这个常州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常州的人文始祖季札。
季札是不是常州的人文始祖？曾经有过一些争议，但认识渐趋一致，取得公认。常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圩墩遗址公园、若干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图片资料展示）在常州这块土地上，史前时代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无论是被誉为古常州第一村落的六千年圩墩遗址、五千年丁堰果园遗址、还是溧阳神墩遗址、金坛三星村遗址等等文化遗迹，表明常州的历史可以追述到五六千年或更早以前，这些远古文化遗存中有石器、陶片、纺锤、遗骨以及种种刻划符号等等，沉睡数千年后从地底下被挖掘出来，沾满泥土，冷冰冰的不发一言，但却无言地向后人诉说着常州先民们的某种生存状态和当时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遗迹无论如何也难以表述出当时人们复杂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风貌。因此，人们希冀打开有关常州人文历史的文本，立刻就会发现，常州有文字记载的确凿历史就是从季札开始的。季札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常州第一人”，是常州历史之根、文化之源，是常州的人文始祖。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说的这个常州，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常州，而是古时的常州府治，即人们所说的中吴。古常州被誉为“八邑名都，中吴要辅”，曾经有延陵、晋陵、毗陵、兰陵等等古称，现在的许多路名地名如延陵路、晋陵路、兰陵路、中吴大道等等，大多来自于常州的古称。前年我们常州戚墅堰区与丹东元宝区结成友好区，席间我即兴拟就吟诵了一副对联：
鸭绿江头，元宝金山，看丹东福地，风景这边独好；
扬子江畔，延陵圩墩，望中吴名都，风流还看今朝。
对于上联，当时在场的人，都说很贴切，因为不管是丹东人还是去过丹东的常州人，都能体会得到那种意境；但对于下联，尤其是其中的“延陵圩墩”和“中吴名都”就不太理解。特别是有人提出，中吴曾经是苏州府和镇江府的别称，用在这里似乎不妥。我解释说，“中吴”确实曾经是苏州府、镇江府的别称，为何现在成为古常州的专称呢？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写了一首七律《登庐山》，中间有这样两句：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这首诗发表后，庐山疗养院护士、曾为毛泽东做过保健工作的钟学坤，因为不懂“九派”与“三吴”指的是什么，便写信向毛泽东请教。1959年12月29日，毛泽东回了一封信给钟学坤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吴专指常州。常州府治曾经包括江阴、丹阳、靖江、无锡、宜兴等八县，季札是这些地区共同的人文始祖。
但是，常州的人文始祖季札何德何能，怎么能做孔子的老师呢？这里就有个季札够不够格、孔子认不认账、实际有没有教的问题。下面先从季札的生平事迹和历史对季札的评价，看看季札做孔子的老师够不够格。
季札，何许人？
（一）季札的出生。
季札是春秋晚期的吴国人，说到吴国，人们可能更多的会想到春秋一霸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以及报仇达人伍子胥、一代兵圣孙子，还有范蠡与大美人西施的传说等故事。季札是谁呢？季札是吴王阖闾的叔叔，吴王夫差的叔祖父。
季札诞辰于公元前576年，逝世于公元前485年，享年92岁。这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个长寿老人了。他为什么能够长寿？这可能与他的性格、志趣、以及他的处世之道有很大关系。季札的出生比孔子早21年，比释迦牟尼早32年，大致与老子的出生、年岁差不多。公元前547年也就是他29岁那年，季札被封于延陵即今天的常州及其周边地区，被称为“延陵季子”；之后又被封于州来即今天的安徽凤台县，被称为“延州来季子”。
季札，为何叫季札？季札本不姓季，而姓姬。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黄帝姓姬，炎帝姓姜，西周王朝以黄帝为先祖，故姓姬。初年曾分封过70多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诸侯国就有53个，所以说西周王朝也叫姬周天下。吴国先祖太伯（也作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古公旦父，姓姬，而季札是泰伯的二十世孙，故季札姓姬，那么，为什么又叫作“季札”呢？因为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庭中的行辈，所谓伯、仲、叔、季，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孔子叫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因此有人把孔子叫“孔老二”，而孔子的长子叫孔鲤字伯鱼，反而是孔老大了。季札在父亲寿梦的四个嫡子中排行老四，所以称为“季札”。而姬姓与生俱来，即使标榜出自己姓姬也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当时天下姓姬的实在太多太多。那为什么季札又称“季子”呢？那是因为季札有贤德，所以《春秋》三传才这样称呼以褒之。值得一提的是，春秋年间被尊称为“季子”的并非季札一人，鲁国的贵族季友也被尊称为“季子”，因为他跟季札一样，都是贤人，又都排行老四，当然，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称为“季子”而未被称为“季友子”，但为了加以区别，后人又在他们名字前面加上了国名，季札被称为“吴季子”，季友被称为“鲁季子”。
如果我们今天要为季札设计一张名片或做一份档案，那么应该是这个样子：季札，吴王寿梦四公子，姬姓、吴氏；名札，字季札；号公子札，吴札，吴季子，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
（二）季札的家族关系（季札家族世系表）
从这张吴国世系表和相关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弄清楚以下三点：一是，季札是吴国王室成员，吴国开国始于泰伯仲雍，传二十五世，亡于吴王夫差，即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473年，存国约737年。二是，季札是第十九世吴王寿梦的四公子。吴王寿梦正出的有四个儿子，老大诸樊、老二余祭，老三余昧，老四季札，庶出的儿子史料上留下名字的有夫概、党、蹶由、掩余、烛庸等。三是，季札经历了百年吴国兴衰和七代吴王执政。
（三）季札墓葬何处？据说在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之后，季札就“愤而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退出了吴国政坛。他归耕终老于延陵，活到了92岁。季札墓葬何处有多种说法，比较多的说法是在江阴申港，也有说季札是终老葬在山东的。不管怎么说，季札在古延陵即今常州及其周边地区，或许还有苏北山东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以及关于他的种种传说。
（四）季札所处的时代
自周平王东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史称东周时期。由于孔子的编年史《春秋》记述了从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的史事，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段历史称作“春秋”；而把从公元前475晋国灭亡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这段历史称为“战国”；把整个东周时期称为“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
这个时期的基本格局，就象易中天先生说的“两个太阳”或“两个中心”，一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一个是盟主或叫霸主。周王室渐渐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天子王权衰落所形成的权力真空致使诸候大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霸主以求填补，波谲云诡，刀光剑影中，更写着一部“春秋无义战”的混战历史，撕咬，扭打和争夺中，不断产生一个又一个胜利者和失败者，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北方的晋国，以及后来的吴国、越国，在血淋淋中脱颖而出，先后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
这个时期的吴国是个什么状况呢？从第五世吴君周章去周天子那里认祖归宗后到第十九世吴君寿梦称王前，句吴国的十三世国君走完了从西周过渡到东周的历史旅程。南方诸国楚国为大，开始争霸中原，吴国只是东南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在诸侯国际关系中，往往是背靠楚国，惟楚王之命是从，有时甚至成为被捆绑在楚国战车上的一块盾牌。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从老父王手中接过权杖，立即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思维和追求。在登基的第一年，他就走出国门，朝见了周天子，考察了其它诸侯国的礼乐制度。这关键性的一步，便是“吴入春秋”的开始。回国之后，便悄悄地开始了摆脱楚国的努力，就象毛泽东当年力图摆脱苏联老大哥一样，就象后来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一样，吴国开始自力更生，革故鼎新，助农兴商，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同时，出于战略考虑，与北方的晋国达成了“联合制楚”的战略方针。季札就生活在吴国正在崛起和吴楚越争霸即将到来的时代。
生活在这样时代背景下的季札，究竟有怎样的作为？他的事迹和言行对后世有怎样的影响和关照呢？下面我介绍季札当时震动诸侯国际的五件大事。
第一件：三让王位
“富贵之于我，如秋风过耳。”季札对于至高无上的国王权力宝座，始终采取舍弃态度，体现了礼让的最高境界。
从专诸刺王僚说起
第二十三世吴王僚，也就是季札的三哥余昧之子公子僚。飞身刺杀吴王僚的那个壮汉，便是春秋第一刺客专诸。那把剑，实际上是一把匕首，就是从那条烤鱼肚子里抽出来的历史上有名的“鱼肠剑”。那条鱼是什么鱼，我说是鲥鱼，也有的说是鲤鱼或鳜鱼，至今无从考证。专诸为什么要刺杀吴王僚呢？这就要从吴王寿梦的临终遗言说起。
吴王寿梦的临终遗言
吴王寿梦在位时，因为老四季札最贤，所以想让季札接班。季札到底“贤”到什么程度，《史记》上只有“贤”这一字的记载，别无查考，而他的长兄诸樊倒是说“季札弱而才”，一个贤字，一个才字，加起来不就是德才兼备？据说季札是寿梦的老来子，王后比较喜欢，这一点，有时很重要，也很关键。也许季札从小就具备良好的素养，后来又不断显露出他的超强才华和优良品格，加上父辈兄弟都喜欢，使吴王寿梦对他格外用心，比如带着他出国考察（类似朝鲜的金正日带着他的小儿子金正云来中国考察的托孤之行），给他磨练的机会等等。经过长期观察考验，也许还经过各种内查外调程序，寿梦对季札大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季札接班，最能够完成寿梦的梦想“沟通中国，联晋制楚，匡扶天下”，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季札能够继续吴王寿梦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国人信赖；兄弟信任；诸侯信服。找他谈话！
这也许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一次谈话，但肯定是代表组织的最高领导人的一次谈话：“我身体不行了，你要作好接任国王的准备。”
想不到的是，季札一口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季札以“礼之旧制”即制度问题为理由企图说服父亲，“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意思是，礼制有成规，怎么能废弃前代君王的礼制而根据父子之间的私情来办事呢？父王你对我有好我知道，可也不能坏了祖上定下的规矩啊。
可寿梦是个倔老头，你不想做我偏要你做！临死前，寿梦把长子诸樊叫到床前交待：“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我想把国家传给季札，你不要忘了我的话！
也许他看到还有其他儿子和大臣在场，寿梦进一步强调：“必授国以次及於季札。”——你们兄弟一个一个地传，非要传到老四季札手上不可！兄弟们是怎么做的呢？
兄弟们的“死亡快车”
二十世吴王诸樊嗣位之后，便把兄弟们召集起来，说：“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诸樊对几个弟弟说，我们都不要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要传给弟弟，兄弟依次相传，以便最终将君位传到季札手上。大家都说，好！说好有什么用，要以行动来证明。
事实是，自从吴王寿梦对楚国大声说“不！”的那一刻起，吴楚便开始分道扬镳，吴国就踏上了与楚人势不两立的不归路。老大诸樊御驾亲征攻打巢邑，楚将牛臣设计，一箭射死了诸樊。老二从老大手中接过吴王的接力棒时，余祭感慨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吾兄非死于巢也，以先王之言，国当次及，欲速死以传季弟也，故轻生耳。”——我的兄长根本不是死于楚将牛臣之手，而是死在当初父王的那句话上的。按照父王的成命，这君位应当一个一个地挨着传，大哥是希望自己早点死掉，以快点儿传到老四季札手里。于是，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轻生了。一句话，变相的自杀！
那么，老二余祭是怎么死的呢？在吴楚争霸拉开序幕的同时，越国总是时不时地从吴楚的胳肢窝中露出半个头了，却总是被吴国或楚国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摁了下去。吴王余祭嗣位不久，教训了老是在边境寻衅滋事的越国并获得了胜利凯旋归来，可在他喝得醉醺醺视察战舰的时候，一个阍人解下他的佩刀将他一刀砍死。吴王的安全保卫工作出了大问题，竟让越俘阍人把吴王给砍了，真是荒唐至极！但是说荒唐也不荒唐。阍人是什么人？阍人就是受过刑的看门人，君子尤其是国君是不能接近他们的，接近他们就是轻视死亡，也就是不看重自己的生命。生怕耽搁了老四季札，余祭也要去赶死亡快车，以便早日将王位传到季札手上，不过他是借越俘阍人之手实现了自己的的心愿。
侄兄弟们的明争暗斗
老三余昧甍逝之后，按理就该轮到季札嗣位第二十三世吴王了。可季札“使未还”——季札出访还没有归国。究竟是什么原因在这个时候的季札仍然“使未还”，后面要作专门分析。面对吴王宝座的暂时空位，“贪而躁”的公子僚便“自立为王”。公子僚是余昧之子季札之侄寿梦之孙，他自立为王，就从吴王寿梦定下的“兄终弟及”的继位遗命，一下子切换到了“父死字继”的成规上来。这就引起了“狡而忍”的公子光的强烈不满。公子光是季札的长兄诸樊之子，公子光说：“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我爸爸之所以不将君位传给他儿子我，全都是为了季札的缘故。如果遵从先君之命君位应归于季札，如果不遵从先君之命，那么我就应该是继位之人，怎么轮得上僚呢？他认为，公子僚是抢班夺权！
公子光被吴王僚打发去前线打仗。公子光只能“隐忍”，把一腔郁闷和怒火发泄到了楚国人身上，在与楚军的多次较量中屡屡得胜。但是，“未尝一日而忘乎位也”。在战火纷飞的疆场上，公子光一刻也未曾忘记夺取王位。于是，他借口腿负重伤，从战场上回到了国都梅里，“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也是机缘巧合，楚国亡臣伍子胥逃到了吴国，没有得到吴王僚赏识和重用，公子光乘机暗中结交，与伍子胥合谋，摆下“鸿门宴”引诱吴王僚上钩，这便出现了前面我们看到的一幕。在他们雇佣的刺客专诸进献“炙鱼”就是烤鱼的时候，突然从鱼肚子里抽出一把短剑，腾身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捅进了吴王僚的胸膛。而在发动这场政变之前，公子光说动吴王僚，把吴王僚的左膀右臂掩余和烛庸调去了吴楚前线，把可能碍手碍脚说三道四的季札支离了吴国。吴王僚身边没有救兵，季札又是“使未还”，公子光终于阴谋得逞。
“狡而忍”的公子光可不象“贪而躁”的公子僚那样，在专诸行刺成功之后马上就急吼吼地“自立为王”，而是“致国于季子”。他洒扫宫殿，请季札回国登基嗣位。
季札回国后怎么做的呢？面对公子光为他抢夺得到的王座，季札平息了一下胸中的愤怒，叹了几口气，平静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尔杀我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乱也；尔杀汝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吾不受位，明矣。富贵之于我，如秋风过耳。”——“你杀了我的国君，我又接受你给我的国家，这不成了我和你共同阴谋作乱了吗？你杀了你的哥哥，而我再杀了你，这可是父子兄弟互相残杀，永远没个了结啊！我不做国王，早已明志，富贵对于我来说，就象秋风吹过罢了。”接着又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非我生乱，立着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墓，复位而待。”——“只要对祖宗的祭祀不废除，不被国人所抛弃，土地五谷之神得到奉献，国家没有被颠覆，他就是我的国君。我还敢埋怨谁呢？哀悼死去的，侍奉活着的，等待天命的安排吧！不是我发起动乱，做了国君的人我就服从，这是先人的处事原则。”接着他就到吴王僚的墓前去哭泣，并汇报自己的出使经过，然后回到原来的岗位等待新的国君的命令。
小小“鱼肠剑”无情地剥夺了吴王僚的生命，季札的再次辞让王位，成就了公子光的雄心大志。公子光嗣位为第二十四世吴王，号阖闾。之后不久，吴王阖闾成为春秋一霸。
季札的让国之举震撼了诸候国际
与季札让国之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父子争位手足相残的血淋淋的现实。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先后有三十六个国君被弑，五十二个国家灭亡，诸侯逃奔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我们学古文的第一篇一般是《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春秋第一年的第一场战争。郑伯即郑庄公，他是第一个敢于周天子叫板并把周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诸候，因此成为春秋首霸。他的弟弟共叔段也叫“京城大叔”，在母亲的怂恿和支持下一直伺机夺取王位。郑庄公姑息养奸，纵容其野心，最后一举打败了共叔段。另一个事例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齐桓公叫姜小白，是齐僖公最小的三儿子，他与公子纠争位上台的一幕可谓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在齐僖公长子齐襄公和其侄子公孙无知相继死于夺位之后，姜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创造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但其晚年昏庸，不听管仲临死谏言，任用易牙、竖刁、开方等小人，他的五个儿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各立山头，互相攻杀，根本不顾齐桓公的死活。后来齐桓公被困死，等到六十七天后，尸虫从门窗里爬了出来才被发现，新立的齐君公子无亏才把齐桓公收敛入葬。太惨了！所以晚唐诗人陆龟蒙惊叹：“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
季札因三让王位，使吴国的“让国家风”得以传扬，也使他在后世评价吴国先贤中唯一可同他的祖先泰伯并立的吴王室成员。季札的兄弟侄子实在太不争气，好一点的也穷兵黜武连年征战，次一等的则你争我夺骨肉相残，不仅公子光导演了专诸刺王僚的惨剧，接着又把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和庶叔掩余、烛庸赶尽杀绝。而吴王阖闾的王位还未等屁股坐热，夫概又急着抢班夺权了。至于吴王夫差，闹的笑话更是一大把，最后弄了个“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所以说，在吴国王族以及诸候列国中，季札显得是那么的卓尔不群。正是东周列国包括大周王朝和吴国宫廷的尔虞我诈阴谋黑暗，反衬出了季札的光辉；正是父子争位手足相残血淋淋的现实，反衬出了季札“让国”精神的可贵！
第二件：出访中原
季札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外交上面。
从出访的过程和效果看，季札为吴国的和平崛起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先看他的出访国家和路线。（季札出访列国列国示意图——点划动作）
徐国——季札出访的首站。表面上看，出访中原诸国，徐国是必经之地，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徐国是吴楚争夺的战略要地。徐国北接鲁齐、南连楚蔡、东邻吴国，徐国还有东夷众多的“尾巴国”，徐君的立场和倾向太重要了。
鲁国——鲁国虽小，但在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周之最亲莫如鲁，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往往是各取其需，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故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各诸侯国经常派人去鲁国了解和学习周礼。吴国要想获得国际承认特别是文化上的认同，就须过好鲁国这一关。
齐国——齐国是老牌霸主，就想今天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开国始祖姜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和‘夷人治夷’的方针，东夷各部族纷纷归附顺服，齐国蓬勃发展，国力日盛，创造了比同期受封的伯禽治理的鲁国大得多的疆土和业绩。齐桓管仲时期，齐国对内革新图强，对外主持正义，创造了“九合诸侯三匡天下”的辉煌，最早成为春秋一霸。晋楚争霸之后，齐国虽然昔日帝国雄风不再，但齐君晏婴一代明君贤相的出色搭配，大有东山再起的野心。在诸侯国际舞台上，齐国说句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卫国——晋国的门户。
郑国——晋楚争霸最大的受害者和被争夺者。
洛邑——东周王朝的首都，周天子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晋国——经历了晋文公称霸，晋悼公中兴之后，晋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联吴制楚，成为当时唯一一个能够与楚国抗衡的诸侯国，竭力遏制着楚国蚕食中原的势头，同时也有效牵制了楚国妄图吞并吴越的精力。
这些国家或是强国、或是大国、或是具有影响力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局势的国家，同时，也都是吴楚争霸中原的争夺对象，季札对这些诸候国进行访问，其意义不言而喻。
再看他所会见的人物和所谈内容。
季札每历一国，必要拜见该国的政要和社会名流，广交朋友，播种友谊；坦诚己见，善意批评；洞察时势，神奇预言。
具体来讲：
点醒了一个人——徐国徐君；
批评了两个人——鲁国孙叔豹、戚邑孙文子；
忠告了三个人——齐国晏婴、郑国子产，晋国叔向；
表扬了一帮人——卫国群公子
结交了一批人——周王、老子、孔子……
最牛的两则预言： “三家分晋” 、“以秦代周”
点醒了一个人——剑痴徐君。两过徐国，先与徐君切磋剑术，达成了默契，后又丘墓挂剑，使他重信义的人格魅力得以提升到无与伦比的至高境界（这个后面要专门讲）。
批评了两个人——一个是鲁国的叔孙豹。“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引自《左传》）叔孙豹是当时鲁国的执政大臣，也是个文艺大家。季札与他着重交流了一通用人之道后，一下子点中了叔孙豹不会用人的死穴，并且断言他将因此而遭受大难。不久，季札的话得到了应验。叔孙豹并没有因此动气，相反为季札安排了观乐（后面专门讲）。
季札批评的另一个人是卫国的孙文子。在戚地（卫邑）,“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季札去晋国路过紧靠晋国的边城戚地住宿，听到孙文子在敲钟奏乐，感慨地说：“我听说了，机辩狡诈而没有德行，必然遭到诛戳，阁下就是因为这种事儿才得罪自己的国君，害怕都来不及，还能找乐子吗？此人在此，就象燕子在帐幕上做窝，国君又在停棺还没有安葬，难道还可以寻欢作乐吗？”孙文子听到了这番话，一辈子都没有再听音乐。孙文子也叫孙林父，曾经被晋国国君惩罚过，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然高调张扬。为此，鲁国的叔孙豹曾经批评过他，并预言他将是个死得很难堪的人。但是他依然故我，毫无收敛，季札的一席话，一下子点醒了梦中人，孙林父才算老实起来，痛改前非，终于得以善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季札在当时诸侯国际上的崇高威望。孔子对此事评价说：“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
忠告了三个人——一个是齐国晏婴。在齐国，“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引自《左传》）晏婴听了季札的话，不久辞掉了宰相之职并推掉了他的封邑，所以在栾、高二氏相攻杀的过程中幸免于难。季札与一代贤相晏婴成为莫逆之交，特别是劝他交出相印和封邑，虽然有句话没有直接说出口，但“富贵之于我如秋风过耳”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体现。
另一个是郑国子产。在郑国，“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引自《左传》）季札与子产一见如故，两人互赠礼品，季札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祸难将要来临。政权恐怕就要落到你的手中。你执政，要慎之以礼，否则郑国将会败亡。” 季札坦诚地指出了郑国严刑峻法的趋势与潜在的巨大危害，希望子产能及时加以纠正。可叹子产执政时间不长就去世了，令郑国的重刑之风得以蔓延。
还有一个是晋国叔向。在晋国，“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季札根据晋国的政局特点，展开了多方位的外交，一方面对执政的六卿（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表示了外交式的“说（喜爱）”；另一方面，又对晋国有影响的老臣叔向表示了特别的关切，私下里对叔向提出了“三家分晋”的预言，并忠告叔向好自为之。
表扬了一帮人——卫国群公子。在卫国，“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引自《左传》）季札说“卫国多君子，暂无大患”，这与几十年后孔子对卫国的评价和断语是一脉相承的。
结交了一批人——传说季札还觐见了周王，巧遇了老子和青年孔子。得到了周天子的嘉许，与老子探讨人生哲学，与孔子切磋礼制。
最牛的两则预言——一是“三家分晋”。季札预言晋国最后将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一百年不到，季札的预言得到了验证，三家分晋成为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线。
二是“以秦代周”。季札在鲁国观乐时听到了《秦风》，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意思是“呀！这个曲子应该叫‘夏’声。说来，能把古老‘夏’的曲调传承下来，这个国家一定会日益壮大，不可估量，能达到周王朝这样的基业都说不准。”三百年后，秦始皇一统天下，结束了周朝诸侯分封制，开创了中央集权制。后世有学者据此说，季札远见卓识，居然预测到了“以秦代周”的大趋势和大结局，让人不得不叹服。
季札广交朋友，到处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都说是强权政治，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吴国，已经经历了从楚、抗楚、到攻楚的转变，一面与楚国攻伐不休，一面争取加入以晋国为主导的华夏体系。但从众多的历史事件看，吴国要取得中原国家的认同，谋求大国地位，确实是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甚至遭受了许多挫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原国家对蛮夷的成见。正在崛起中的吴国太需要外交了。就象后来解放后的新中国，周恩来的出色外交成就一样，季札的出访，一下子改变了多年来吴国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如果说吴王寿梦时期制定了“联晋制楚”的战略方针，那么季札则巩固了亲吴联盟，扩展了反楚阵营，结成了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
“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引自刘向《说苑》）——季札播下的友谊种子开花结果了，叔向访吴便是季札出访成果的最好体现。
第三件：观乐议政
“鲁国观乐”是季札出访列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当时诸侯国际社会上影响最大的事件，更是吴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交融的一个里程碑，对正在崛起中的句吴国“通中国”起到了军事、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起到的作用。通过观乐，季札个人才华得以充分展示，人格魅力得到最大提升，对他以后的漫漫出访路起到了破障通关的效果。
观乐高见
公元前544年，季札出访鲁国，被邀请观看了一场诸侯们都难得一睹的、当时中华最大规模的《诗经》演唱会——因为鲁国虽也属诸侯国，但它是周公的后代，有资格举办国家级别的演唱会。当时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而就在此次观摩中，天才的季札即兴谈出了一系列的“高见”。
当鲁国的乐工（即乐师）们为他演唱起《周南》和《召（音“绍”）南》时，季札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意为 “真优美啊，从音乐中能听出周王朝的基业已经打好了，未来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乐曲中洋溢着虽辛劳而无怨言的情绪。”
当乐工又演唱《邶（佩）风》、《鄘（拥）风》、《卫风》时，季札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说“真优美啊，深沉得就像一眼看不见底的深渊哪，虽然经历过坎坷而其精神不陷于困顿颓废，我听得出卫康叔，卫武公的品格就是这样子的啊，这该是卫国风情的歌曲吧？”
乐工又演唱《王风》。季札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意为 “真优美啊，这情调虽属沉思型的，但绝无畏葸之感，这是周王室东迁后的情调吧？
又演唱《郑风》。季札说：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意为“这首歌，声调细碎得很，流泄出老百姓不堪重负、忍无可忍的感觉，这个国家怕要率先灭亡的吧？”
又演唱《齐风》。季札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意思是说“真优美啊，这曲调犹如浩荡的江河一般弘大广远，可谓大国之风情。堪为东海一方的表率，这其中能没有姜太公的遗风流韵吗？这个国家的前景无可限量！”
又演唱《豳（宾）风》。季札说：“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其意是“太优美啦，这乐曲一波接一波的，真好像原野的草浪和大海波涛在荡漾，欢悦而不过分，这是承袭了周公东征的宏阔气势吧？”
又演唱《秦风》。季札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意思是“呀！这个曲子应该叫‘夏’声。说来，能把古老‘夏’的曲调传承下来，这个国家一定会日益壮大，不可估量，能达到周王朝这样的基业都说不准。”后世有学者据此说，季札远见卓识，居然预测到了“以秦代周”的大趋势和大结局，让人不得不叹服。
又演唱《魏风》。季札说：美哉，沨沨。（烦）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意为“真优美啊，曲调像高天的风声，博大而空灵、朴实而贴切的，搞国家管理就该是这样子的，施行政当辅助以无形的道德教化，这样也就能出现圣明的君主啦。”
又演唱《唐风》。季札说：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其意是说“思虑在此曲中表现得太深沉啦，这一定是陶唐氏的流风遗韵吧？不然，怎能如此忧心深远呢？如不是有美德之人的后代，哪有人能唱出这么好的歌。”
又演唱《陈风》。季札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其中意思是“能听出，这个国家怕是连国王都不存在了，它又怎么能长久而不灭亡呢？”对于《郐（快）风》以下的地方乐调，季札没有加以评论。
又演唱《小雅》。季札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美呀，在满怀忧思里听不出要叛离的味道，怨悱之情含而不露，这表现的应该是周朝德化衰微的一种情调吧？这里面还包容着先王遗民时那些稳定的情愫。
又演唱《大雅》。季札说：“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其意是“乐曲宽泛啊，如热闹的人群，旋律曲折但表达的仅是些实体，这是周文王时代的风范吧？”
此后演唱到《颂》，这是此次演唱会的高峰一支最宏大的乐曲。
季札这样说道：“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这是音乐的极品啦。曲调镪锵坦荡却无倨傲不逊之感；旋律婉转却无过大的落差；节奏紧密时没有急迫窘促之嫌；节奏舒缓的时候也没有分断割裂之处；变化丰富而不淫靡，回旋反复而不令人厌听；表达悲哀情绪之处恰到好处不显愁苦；表现欢悦之时又很有节制不流于放纵。这种音乐就像圣人的才德，广用智慧从不匮乏，宽弘又不显侈大，施惠于民显不出耗费了什么，征收之时又没半点贪图之意。当音乐暂时休止时却没显出陡然停下来；当音乐又进行时也没显出是重新开始的。五音和谐，八律协调，节拍收放整齐，旋律前后有一定排列，这跟高尚的道德教化是有着相通的联系的呀。（还有对舞蹈方面的评议，我这里不提了）
中国文艺评论开山祖
在季札之前，史籍中未见有一定的标准深入细致而有序地进行文艺批评的记载。《尚书?尧典》虽然曾有“诗言志”之语，朱自清称之为诗论“开山的纲领”，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种理论观点，并未对具体的作品进行批评。《左传》虽也有对诵诗做评论的记载，但实际上并非评论诗篇，而是从每人所诵的诗去评说其志向、品格。从文学史上看，真正称得上最早的文艺批评的，还是季札观乐时所作的一系列评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季札来说，他对《诗经》诸篇的评论早于孔子，是中国最早对诗歌总集《诗经》的评论，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和文艺评论之一。由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均系各地民歌，且鲁国为他安排的观摩演唱“皆依其本国歌所常用之曲”，也就是使用了各国乐曲谱写而成，季札在评论时，大量地结合各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并将之糅合在艺术评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的评论，可堪称中国区域文化最早的横向比较研究了，这种比较研究，不只囿于纯艺术的领域，而更多的是拓展到社会和政治的多重领域之中。毕竟，他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其时，“文学比较”和“比较文学原理”之类的现代文学理论，还不知在哪个星云世界里漂浮着呢。因此，如果说到中国文艺批评的开山祖，非季札莫属。作为开山祖的季札，对孔子、晏婴、伶州鸠、子产，以及《荀子》、《乐记》、《毛诗序》等一直到晚清的刘熙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中，不惜动用1/9的篇幅，把《左传?襄公传》中关于季札对周朝各国音乐的评价，全文照搬，抄录其中，这在司马迁惜墨如金的笔下是很罕见的。从季札开始，就以高屋建瓴的态势和孔子的文艺观一起，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
吴地文化形象大使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向来有“一元”和“多元”两种说法。一元的说法是传统的，历来的正史都是按照这一模式写下来的，那就是，中国文明最早发生在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可是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数十年来，“多元论”在学术界越来越占优势。这主要得自于田野考古的一系列成就。从大量的考古材料中，人们看到，早在新石器时期，在中华大地上，文明的生长点犹如满天星斗，亦如山花遍地。迄今发现的文化遗址就有七千多处，各地区的文化自成形貌，各具特色，根本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点传播开来的。泰伯奔吴，实现了吴地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第一次融合，寿梦走出国门到季札出访特别是观乐，实现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入交融。吴国是《孙子兵法》孕育的摇篮，也是疯狂复仇的伍子胥为吴国建功立业的地方。而“季札观乐”则昭示出吴国经历七百年的风雨，走向中原，走上泱泱大国时已具有了的德化之气、人文之光。
季札出访，固然有通报吴国新君嗣位等外交礼仪的需要，也不排斥兼有学习中原文化和搜集了解列国政治动向的双重使命。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正是吴国的这种积极对外交流的外交姿态，和季札个人所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积累，同时既预示着句吴国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崛起，更预示着吴国已经开始谋求大国地位和大国风范。“黑齿雕题，大吴之国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让，延陵季子辞国而不处，遂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所兴。”（引自《战国策》）季札是推动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交融的功臣之一。相比之下，季札的父兄和侄孙辈们——一个个以武力喷洒者自己的一腔热血推动着句吴国的崛起、强盛乃至称霸的吴王们，倒反显得没有季札在历史上影响更深远了。或许，这就是人文精神的魅力和力量！
第四件：徐墓挂剑
“徐墓挂剑”一事是季札一生事迹中，流传最广最久远的一件。季札的“心许不欺”的品格成为中华诚信美德的典范。
三则小故事——季札一贯的做人原则：诚实守信不欺心
丘墓挂剑——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引自《史记》）——当初季札出访时，北上途中拜见徐国国君。徐君非常喜爱季札的宝剑，嘴上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季札心里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还要出使中原诸国，没能将宝剑赠送给他。在他回国时又来到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他便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才离开。他的随从说：“徐君已经死了，您还把剑送给他干什么呢？”季子说：“不能这样说，当初我心里已经决定送给他，怎能因为他死了而违背我的初衷呢？”（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刘向《新序》：“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 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即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枣树挂钱——某年秋天，季札与家丁两人早晨出了戚墅堰往东视察，不觉来到舜过山下的焦店。其时，日已过午，饥肠辘辘，季札见舜山一带风光绚丽，稻菽丰茂，十分高兴，忘了疲劳和饥饿，又沿着田间小道去视察。而饥渴难耐的家丁，抬头见到一棵枣树，树上挂满已近成熟的枣子，便摘枣吃了起来。一会，季札从田间返回，见仆人拼命在摘枣，忙予制止道：“你这小厮，怎不明事理，乱摘农家果实？”仆人伏地说：“饥饿难挨。”季札思量一番，便命仆人拿出一吊钱来，挂在树上，算作赔偿，然后急急离去。此事，恰被回家吃饭的一位老人看见，他拿了钱急忙追上去道：“王爷，你为我们黎民百姓四处奔波，呕心沥血，吃几颗枣何必如此认真啊？”季札回身答礼道：“未经许可，擅摘果实实属不可，以钱赔偿，歉意！歉意！”老人感动得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嘴里喃喃说道：“君子，真君子啊！”
拾金不昧——季札晚年愤而“去之延陵”来到焦溪的舜过山查家湾，过起耕樵隐居生活。一天，他背着一捆樵柴下山，一只脚好像踢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包碎银。他想，碎银一般是不甚富裕人家所有，丢银的人一定很焦急，他便放下柴禾在路旁等了起来。约摸等了两个时辰，只见山下一位妇人，慌慌张张四下里在寻找什么东西。待到跟前，季札问那妇人，在找什么？妇人哽咽地答道：“家中婆婆生病，借了钱急于上戚墅堰抓药，谁知路赶急了，掉了钱袋。”季札问明数量，确定无误，便递过银袋。那妇人见银两分毫不差，忙问老人尊姓大名，住在何处。季札答道：“我是山野村人，不必多问，你赶紧去抓药为你婆婆治病吧。”妇人见说只得含泪告别。后来，婆婆病好以后，婆媳两人感季札之恩德，四处寻访未果，后来人们为纪念季札之德行，便将婆媳居住的村改为“访钱村”，即今之“方前村”。（这则故事在发生的时间上有各种版本）
三则故事，不管先后次序，表明季札的诚信言行是一贯的，不是虚伪的作秀。在春秋时期，战与盟是诸侯之间经常使用和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诸侯与诸侯、大夫与大夫、个人与个人之间契约的执行，主要是靠盟誓来制约的，同时辅之以婚姻和人质，成为当时的诸侯国际乃至社会家族的维系生态。这充分说明人们对于社会公理与道德约束能力逐渐失去了信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逐渐增大。季札挂剑与当时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盟誓之后的背信弃义、种种人质危机和政治联姻闹剧，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出了诚信精神的可贵。“心许不欺”使季札的至诚信义升华到了无与伦比的最高境界。
“季札挂剑”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成为“诚信”的一个标志，被后代名人广泛引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远影响，传为千古美谈，并远传海外。迄今为止，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原儒文化区域内，“季札挂剑”一直被当作“信义”的代名词。体现平民意识的“信”与“义”一直是中华族人衡量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应该说，这是一种十分高超的“作人原则”，是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乃至全人类都倡导追求的一种作人的原则。“不欺心”“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话，说说容易，可做起来十分难。平素，我们总有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欺心”行为辩解，能执著地以自己的心愿做事——这既要有良知有自信，又必须懂得这良知与自信给人类带来的尊严和意义。季札肯定不知道，在他挂剑之后，中国的儒家制定了“五常（仁义礼智信）”，提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把信字作为立身处世和安邦兴国的根本；太上老君制定了“道家五戒”（第一戒杀，第二戒盗，第三戒淫，第四戒妄语，第五戒酒）；远在天竺国悟了道的佛陀也制定了“佛门五戒”（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规定心许之诺不兑即视为犯了偷盗罪。儒家以五常为做人的标准，佛门以五戒为未来获得正果的条件，道家以五戒为处事的根本。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第六条“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有人将其汇通，认为其根本意趣是一致的。完全可以说，心许不欺，这是整个人类的一种终极的追求目标。
七处“挂剑台”与常州剑井亭——后人对季札的追崇
“古祭坛前听述说 ，挂剑台上铭诚信”。季札遵守诺言，讲究信用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彭城百姓。为了表彰季子诚信美德，教育后代，彭城的老百姓自愿捐款，建起了一座“挂剑台”。现今徐州泉山区云龙山南麓，有一块高大的青石做成的石碑，碑上刻着“挂剑台”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两侧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延陵季子兮不忘故”，下联是“脱千金剑兮挂丘墓”，横联是：“践信泉台”。挂剑台悬挂的不仅是一口宝剑，它象征着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坦率，一种真诚，一种信誉和一种挚爱，是耸立于世人心中的诚信之碑。
据考，现存各地的挂剑台有七处，历史比较悠久，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徐州挂剑台、睢宁挂剑台、山东张秋挂剑台，而有证可考，当属泗洪张墩挂剑台。在睢宁人看来，如果没有徐君的好客情怀，恐怕也很难打动季札的心，以致产生后来诚信挂剑的典故。因此睢宁一直把季子挂剑台作为全县的八景之一。季子挂剑的美谈在睢宁代代传颂，并把诚信作为立身、立业和立世的根本。据说山东阳谷县张秋挂剑台下，生长着一种草，“一竖一横，如人倚剑之状，为季子义气所感而生，食之能愈人心疾。”当地人把这种草叫“挂剑草”。而山东平阴县挂剑台下生的一种草“草如剑形”，当地人也把它叫“挂剑草”，“可疗心疾”。这说明各地劳动人民均视挂剑台为诚实守信不欺心的标志，敬畏有加，虔诚膜拜，同时告诫人们做人不能“欺心”。
常州地方志记载：延陵丁堰有徐君墓，墓前有祠，祠有井，井有亭，亭曰‘剑井亭’。宋代邹浩《先贤徐君墓碑记》认为，戚墅堰的徐君墓和剑井亭，疑是徐君后裔为纪念先贤，追崇季札所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要在戚墅堰重修剑井亭、徐君墓和挂剑台，以更广泛地弘扬人文始祖季札的诚信精神和谦让美德。
历代名人的赞叹
历代文人墨客对季札践诺守信、挂剑留徐的品行赞叹不已，留下许多诗词歌赋。
韩跄的《挂剑台》云：
季札贵公子，聘鲁来泗水。佩剑好光芒，徐君以为美。君意公子知，及还君已死。解之系墓前，诚信直若此。只今高台上，朝暮苍烟起。
唐箫的《季子挂剑歌》云：
季子让一国，视之敝屣然，宁当宝一剑，不为徐君悬。徐君虽死骨未朽，挂剑坟前垂杨柳。君知不知不足悲，我心许君终不移。
李白《陈情赠友人》诗云：
延陵有宝剑，价值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
杜甫《哭李尚书》：“欲留挂徐剑，犹回忆戴船。”
黄庭坚《李濠州挽词》咏：“挂剑自知吾已许，脱骖不为涕无从。”
杨基《挂剑台》：“生诺诺尚浅，死诺诺更深。当时季子意，即是徐君心。嗟嗟徐君骨已朽，宝剑摩挲在吾手。正拟临歧解赠君，不意挂剑坟下柳。挂剑果何益？聊以明不欺。当时让国心，肯使徐君疑？呜呼！剑可折，台可堕，死生之诺不可亏。”
诚信美德的传承与发扬
“季札挂剑”不仅成为后世一则讲诚信的典故，均被视为中华民族诚信思想之源头。后世有诸多追随效法季札的诚信故事，这里恕不一一述说。常州是诚信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讲信义，在古城常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常州三杰”中的恽代英守信重义，坚持原则，“宁可牺牲自己，不能牺牲品格”，终身践行理想信念。暨去年湖北出现“信义兄弟”、“信义叔侄”之后，常州出现了“信义夫妻”，市文明委立即发出倡议，号召全市各界和全体市民，都来争当信义家庭、信义企业、信义单位、信义个人。一些企业家发出了“做诚信商人、创诚信企业、铸诚信商德”的倡议。有的地方开始评选诚信企业、诚信行业、诚信品牌、诚信家庭和诚信大使。有的地方以始祖的名义倡导诚信，举行诚信圣火万人传递活动，意图凭敬仰始祖的虔诚，履时代赋予的责任，靠先进榜样的力量，用每个人的具体行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社会诚信水平。
第五件：大义救陈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85年。《左传》：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楚国的子期进攻陈国，季札去救陈国，对子期说：“两国的国君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争夺诸侯，老百姓有什么罪过？我请求退兵，以此使您得到好名声，请您致力于德行而安定百姓。”
这里的“我请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和解释，一说是，我请你退兵；另一说是，我退兵，把蔡国让给你，以成全你的美名。不管是哪一说，不管是季札主动退兵，还是季札让子期退兵，结果都是，季札的一席话，平息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最牛的一次战争了。
当时的背景是，吴国在五年前征服了楚惠王的娘家国越国，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楚惠王一举灭掉了一向亲吴的蔡国。弱小的陈国在吴楚之间左右摇摆，陈怀公“朝国人而问焉”，举行全民公决，同意投靠楚国的站到左边，同意跟从吴国的站到右边。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次全民公决。结果是什么呢？“楚未可弃，吴未可从，”中立。但处于吴楚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小的陈国，岂由你自主的权利。陈怀公掂量再三，最终倒向了屡屡得胜的吴国。楚国便屡次攻打陈国，今天姓楚，明天又姓吴了。陈国变成了吴楚两国的战争劫材。这时的吴王夫差正集中军力北上，与齐国、晋国争盟，也许是捉衿见肘，国内无人了，竟然启用了年迈的叔祖父季札。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吴王夫差“舍陈而安楚”的战略考虑，把陈国让给你楚国吧，我要北上争霸，不跟你玩陈国了。
就这个故事的本身，至少可以说明五点：
第一，季札是个忠臣。他不是隐士，更不是一个逃跑主义者。不管是他主动请战，还是接受王命，季札上前线去了。说明他无时不在关心国事，即使是对他的侄孙吴王夫差，他仍然尽着一个臣子的本分，他时刻准备着，只要有需要，那就当仁不让，挺身而出。
第二，季札是个勇士。大家不妨想一想，在当时剑拔弩张的情境下，季札说出“我请退”这三个字，至少需要冒三个方面的险：一是子期口头答应季札，待季札退兵，子期穷追猛打，季札就可能落荒而逃，最后溃不成军；二是吴王夫差可能要治罪于他，我让你去救陈，不是让你去送陈的啊，你倒好，把好不容易争夺到手的陈国拱手送给了敌人，夫差来个问责，季札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惩罚的；三是，国内外舆论压力。吴国人会骂季札为卖国贼，诸侯国际会嘲笑季札的迂腐。但季札更多考虑的是一场战争要死多少人，又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他不想通过打仗来建功立业。只要能救民于水火，那就义无反顾地勇担有可能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罪名。
第三，季札是个智者。大家知道，春秋无义战。诸候之间的征伐往往是你打我一拳，我不还你一脚，就显得我是孬种。对于吴楚之间的拉锯战，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的痛苦，季札深恶痛绝，尤其是吴王夫差不顾国力民怨穷兵黩武，北进中原争当霸主，季札更是竭力反对。当时的季札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了，但是，吴王夫差给了他一次机会，这个机会他把握住了。也许他带了军队，也许根本就没带军队。他以自己的大智慧说服了子期，结束了吴楚的这场不义之战。
第四，季札是个仁者。他怀抱仁爱之心，忧民重于忧国。从“二君不务德”这句话来看，季札没有因为他是吴国的臣子就偏袒吴王而只针对楚王，而是毫无保留地既批评了楚王也批评了吴王。正因为季札的公平，才让子期心悦诚服。据说子期也有让国的经历，也都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和止戈息武的强烈愿望，两人惺惺相惜，各自退兵，以安百姓。
第五，季札具有崇高的德望。在当时的吴国甚至其他诸诸侯国， 季唯有季札才能够有资格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并得到敌人的信服和响应。
从各种史料的记载和民间的传说中，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老祖宗季札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
那么，对季札这样一个伟人，历史对他有没有评价呢？季札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有哪些呢？他究竟有没有成为孔子的老师呢？
下面，让我们看看历史上对季札的种种评价。
司马迁笔下的季札——闳览博物君子。
要了解和研究季札，不能不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线装版文本一页一页翻开）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三十篇“世家”，第一篇乃是《吴太伯世家》，列世家第一。全文4400字，其中写了吴国的一代代国君，季札虽然从未担任过国君，但司马迁给他的文字篇幅却有1600字。篇中所称颂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吴国的开国始祖泰伯，引用孔子的话称其为“至德”。（《史记》文本上红笔划线）一个就是季札，“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意思是：延陵季子的仁爱心怀，向慕道义终生不止，能够见微知著辨别清浊。啊，又是多么见多识广、博学多知的君子啊！
孔子眼中的季札——天民、习礼者
所谓天民，就是指明乎天理，适乎天性的贤者；所谓习礼者，即是指熟悉并遵守礼仪之人。新近公布的《上博楚简?弟子问》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子曰：“生而不因其俗。吴人生十七年而让札，倗乎其雁，延陵季子侨而弗受。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 以前有很多人认为孔子没有直接赞扬季札让国的话，就等于说孔子对季札让国一事持否定态度。现在有了这个资料，正好可以反驳这个观点。这让我们知道，孔子对泰伯的赞誉、对季札的赞誉都是非常之高的。
历代帝王将相表彰的季札——嘉贤大帝，昭德侯
南朝宋武帝刘裕作《御制延陵王赞》：“帷王延陵，全义让国。见礼知政，闻乐知德。观风审音，挂剑酬心。怀哉高风，无古无今。”
宋代，御赐季子庙为“嘉贤庙”，奉季札为“嘉贤大帝”，后又加封为“昭德侯”。
明代朱元璋封季札为“延陵季子之神”。
清康熙为季札题：让德光前
想必大家对神探狄仁杰这个人物非常熟悉，这个武则天时期的一代贤相，曾经出任江南巡抚。唐代垂拱四年（688年），江南巡抚狄仁杰曾以吴楚多淫祠上奏皇帝，在全国毁寺庙1700多座，而独季子祠不废，还赠额“嘉贤”，常州红梅公园的“嘉贤坊”之名即由此而来。坊的东西两面分别有“延陵世泽，让国家风”和“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的楹联。
季札后人祭拜的季札——季札公，延陵王
在古吴地区即今天的苏南甚至更广的地区，无论是古代乡贤祠，还是现代名人馆，都把季札列为第一先贤。而在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和欧美等地的吴姓季姓族谱和祠堂里，均不约而同地供奉着“三公”，即泰伯公、仲雍公、季札公。吴姓宗祠有的称为“让德堂”，奉主祀吴姓开始祖至德三让公泰伯，并祀传代祖恭孝王仲雍，继世祖延陵王季札。
古今学者推崇的季札——与孔子齐名的圣人
苏州职业大学教授、作家吴恩培称其为“儒家的先驱”。
著名学者金学智称其为“中国文艺评论的开山祖”。
国学大师南怀瑾称其为“周末第一文化大使”。
国学教育家冯学成称其为“高士、隐士、博士”。
江阴学者徐敏先生在他编著的一部《孔子推崇的圣人——季札》书中，提出了“南季北孔”之说，奉其为“与孔子齐名的圣人”。
地方百姓心目中的季札——诚信典范，礼让君子
季札三让王位、丘墓挂剑、周游列国、观乐议政、大义救陈、躬耕延陵、枣树挂钱、拾金不昧等故事，在许多地方广为流传，有的学校已经把季札诚实守信、谦逊礼让等故事编成课本剧，或以儿歌等形式，教育一代又一代学生，有的地方政府或民间以修建墓、碑、庙、亭、台、坊、园和塑像，或召开季子文化研讨会，举行季子故里旅游节等形式纪念季札。(武进季子研究会、江阴季子文化园、申港学校争做小季子活动、丹阳季子文化旅游节、常州市丁堰小学课本剧等图片资料)
我敬奉和推演的季札——
礼让贤士（三让王位）
忠诚谋士（出访中原）
文艺博士（鲁国观乐）
诚信义士（徐墓挂剑）
智慧高士（大义救陈）
季札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
本人透过各类版本中的季札画像、各地公园广场上的季札雕像、各处祠堂里供奉的季札神像，以及历史上文人墨客歌颂和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季札形象，走近季札，从他的生平事迹中感悟始祖的人文魅力，根据有关史料，分析推理，展开想象，演绎了一部《圩墩王子?季札传奇》，穿越两千五百年时空，带你见证一段尘封久远的万国会盟传奇；破译孔子十字碑铭文，为你诠释一个诚信谦让的春秋君子风范。（百度和豆瓣网页《圩墩王子季札传奇》封面和介绍资料）
春秋时期，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阶层的大部分人，纷纷寻求追随“英明之主”，参入到某集团内部，成为政治附庸乃至为虎作伥；而极少数的智识精英——如老子、孔子、孙子、荀子、鬼谷子、孟子等纷纷远离政界（他们年轻时或有从政意念或参过政），或作学问或搞教育——把自己的学识与情怀投向了渺茫的人类未来。季札无疑是属于这精英部分的。但他与上述这些人又有不同。老子孙子能把平生所思专注于著述；孔子鬼谷子能立足教育；而季札，他却是个舍弃王位，但又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从他的诸多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季札是一个贤明的政治家、杰出的外交家、天才的文艺家、伟大的思想家，说他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也不为过。而他在政治外交、思想道德、历史文化等领域杰出的成就和奠定的基础，对当时如孔子，对后世，乃至今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人们仍会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感悟和启示，这也许就是老祖宗季札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季札的处世之道和智慧人生给我们五点启示
1、大局为重，礼让为先
放着国王不做，并不是季札的首创和独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太伯奔吴”的故事。周太王古公旦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季历生子取名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有圣瑞”，所以古公旦父非常喜爱这个孙子，“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携手隐身而去，给弟弟季历即位提供便利。二人远离周地，迢迢几千里，最后落脚在荆蛮之地的苏南地区，“文身断发”，融入当地原住民，“自号句吴”，自愿归属的有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成了吴国的开国始祖，同时他自愿绝嗣，把王位传给了弟弟，仲雍成为句吴国的继世祖。后来周室两次派人请泰伯，泰伯不归。对此，《史记》引用孔子的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给予了高度赞扬。这便是史上所说的“前三让”，而把季札的多次推让王位称作“后三让”。
究竟如何看待季札让王？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有人说，太伯仲雍“前三让”，是以长让幼即让贤，值得肯定和提倡。而季札“后三让”是以贤让长，废长立幼选贤任能是吴王寿梦的成命，季札不接受王位，是不是太执傲了，甚至辜负了父王兄弟和吴国的江山社稷，所以季札的“后三让”不值得肯定和提倡。对于这一点，有人也许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父王寿梦立下让季札接位的遗命后，以至后来的数十年间，老大老二老三并没有离开吴国，而季札的几个兄长在国内，你叫季札怎么好意思登上王座，即使登上了，又怎么能够坐得安稳？而太伯仲雍是在周太王古公旦父露出了让老三接位的那么一点意思后，兄弟俩就悄悄地离开了西周奔吴来了。而季札能够说出“如果几个兄长离开吴国我就遵命接班”的话吗？第二，吴王余昧就是他的三哥驾崩之后，季札接位应该顺理成章，可他仍然不肯接位，由此造成了他的侄兄弟们的相互残杀。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吴王余昧驾崩之时，季札“使位还”，他不在国内，究竟是他自己有意回避，还是吴王余昧和公子僚有意把他支走，没人查考过，反正他不在国内，因而吴王僚得以顺利接班。第三，公子光谋刺吴王僚之后，吴国王座季札唾手可得，但他仍然不肯就位。对于这一点，很明确，他不在国内，是公子光说服吴王僚把季札支走的。回到国内后，面对的是公子光阴谋政变而造成的局面。这时的季札也许只要登高一呼，挥一挥手，便可将姬光抓起来声讨其罪行并将其正法，自己顺势接过王权，或者他干脆不回国，而是纠集诸候国来讨伐，也可能把公子光赶下台。但他没有那样做。有人说，姬光明明是假惺惺故作姿态，如果季札不识趣的话，姬光和伍子胥的“鱼肠剑”或是其它什么明枪暗箭就会立即捅向他的胸膛。对此，季札何尝不明白？但季札始终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做国王，而是更多的考虑，接替自己的，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公子光？或许还有老大老二老三的其他子孙，这就重新回到了是“父死子替”还是“兄终弟及”的老话题。他不想把这个大难题再留给自己的儿孙们去解决，让儿孙们去抢去争手足相残。而如果让公子光的阴谋得逞，季札就可能被别人诬为公子光谋逆篡位的帮凶，将会遭受国人甚至诸侯国际的责难，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如果对公子光的罪行严加痛斥挞伐，季札完全可以超然事外，声明自己的清白，明哲保身，但那样做，势必损害公子光的形象，让公子光难以面对自己的臣民和敌人。这时季札面临的最大责任莫过于制止杀伐，停止流血！虽然深恨公子光的所作所为，但为了吴国的江山社稷，他采取了不声讨、不追究、不合作和承认既成事实即“三不一承认”的态度。“宁可人负我，莫使我负人，让别人去说吧，句吴国还要继续走下去！”
应该说，季札让国的根本原因在于继位法则决定了不该由他继位。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由于古代帝王一般都有很多嫔妃，生下许多儿女。相传周文王有九十九个儿子，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康熙帝有三十五个儿子。那么，在这么多的儿子当中，该由谁来继位呢？总得有一个框框去约束，否则便会你争我夺兄弟反目甚至血流成河。于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位法则便应运而生并巩固了下来。嫡长子继承制确实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父死子继”比之于“兄终弟及”，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所以季札的让，不是谦让，而是礼让。这个礼，便是当时也是数千年封建王朝的继位法则。如果违背了“礼”这个大局，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争利、争名、争权，是人类的通病，是人性中共有的弱点。但季札知其能为而不为，知其应得而不得，该荣而甘守其辱，能上而甘居其下，能先而甘居其后。他以自己的言行，感化教育了那些君王和卿士大夫。都道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的执政者基本上都是无德之人。因此他竭力称颂尧、舜、禹、文王、周公，是在给同时代以及后世的执政者树立效法的榜样；同时高度评价泰伯季札，试图再树立另一类纯粹的道德楷模。而《史记》中，“本纪”以《五帝本纪》为首，记述了尧舜的禅让；“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记述了泰伯的“前三让”和季札的“后三让”；“列传”以《伯夷列传》为首，记述了伯夷、叔齐互让君位，司马迁的崇让倾向不言而喻。古代的王室争斗与诸候纷争，与当今商家的巧取豪夺和世界上的列强争霸，是多么的相像。如果都有我们的祖先季札那种大局为重礼让为先的精神，所谓“至德化浇漓为纯朴，息争夺为廉让”，和谐世界的构建，天下大同的理想，恐怕也为期不远了。
2、顺天受命，善于谋政
“国王我不做，但国事不可不问。”季札舍弃了王位，但没有舍弃吴国，更没有放弃对吴国臣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是一个典型的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有人说季札是个隐士，或说他个逃跑主义者，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他的长子死于出访途中，葬在异国他乡，说明季札不仅是自己，而且为了吴国，搭上了儿子的身家性命，对吴国的忠心可见一斑；他每次出访归来，总是“至则君事之”，不论谁做国君，他总是恭恭敬敬，尽一个臣子的本分。这与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矛盾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不是知天安命，而是顺天受命，就如“了凡四训”中说的“受命于天，立命在人”。“不在其位，不谋其位之政”。季札不做国王，但他一直甘愿做个“行人”，行人是什么人？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他是吴国的外交部长、吴王特使，同时他也是一个地方长官“延陵王”。
从仅有的史料可以推断，在他几个兄长当政期间，季札几乎是在国外渡过的，在他的两个侄儿吴王僚和吴王阖闾乃至侄孙吴王夫差当政期间，他基本上是在他的封邑延陵和州来渡过的，部分时间也是在国外渡过的。这可以看作是季札的逃避，也可以想作当政者的巧妙安排。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自古至今，概莫能外。网上有条签名说的：“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不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想想看，象季札这样有着崇高威望的人在国内，国王怎么好当？碍手碍脚不去说他，抛投露脸也许还能容忍，但是万一……万一他时不时的到处发表些有悖于国王意志的言论，对时政提出这样那样尖锐的批评建议，凭藉当政者的资历和威望，能压得住吗？不要说找个理由，就是不找理由，也要把你支走。“出国去吧，让他去周游列国，快活自在，喝喝老酒，听听美曲，或许还可以抱抱洋妞嘿嘿。”要不然，下基层蹲点去吧，去开荒造田，去搞万亩丰产方，去搞改革开放试验区，再不然，送你去办学习班，或去党校深造几年再回来……这些无非是开开玩笑而已，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如果说，在他几个兄长执政期间，季札出国是国事的需要和安排，或季札有意逃避而出访的话，那么，三哥余昧当政期间直至驾崩前后，季札一直“使未还”就颇值得玩味了。要不然，余昧之子公子僚怎么可能顺利地接班？然而，这种种设计和安排，正中季札下怀。不在其位而谋国政，他的最好的方式，也许就在延陵，搞助农兴商试点，为吴国的发展提供经验，继续父王寿梦的脚步，走出国门，为吴国的崛起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正是季札的明智之处，可敬之处。
3、淡泊明志，和谐身心。
有舍弃，才能有所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为则为之，不可为则不为之。正确地估计自己，正确地看待别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往往做到很不容易。“贪而躁”的吴王僚，就是不能正确估计自己也不能正确估计别人的人。在父亲余昧驾崩之后，唯一一个众望所归继承王位的季札不在国内，父王甍逝，这国王宝座，舍我其谁？他既不等季札回来（是不是还使了点计谋不让季札回来，这不大好说），哪怕是虚情假意做做姿态恭请叔叔季札嗣位，等季札推让之后自己再就位该有多好啊，可是他不，而是“自立为王”。他的感觉太好了。虽然，他也可能想到，还有个公子光的存在，但父死子继，天经地义啊，季札也是这样提倡的啊。同时，他也不会顾忌到别人的感受。恰恰是，“狡而忍”的公子光就是不买他的账。至高无上的王位，诱惑力实在太强了。“阴有内志”的公子光处心积虑，精心谋划，终于使专诸把鱼肠剑捅向了吴王僚的胸膛。而季札就是既能正确地估计自己更能顾忌别人的感受的人，面对王座，即使自己有能力做，但制度、资格不允许，一旦坐上，三个哥哥是什么感受？难道也要让他们效仿老祖宗泰伯仲雍，离开吴国吗？ 直到今天，官当多大才算大，钱赚多少才算多，始终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大课题。
季札一生所遭遇的悲欢离合故事不可谓不多，他的父亲不算，他的几个兄弟侄儿侄孙一个个都先他而去，但他都能一一地挺了过去，并且几乎活到了吴国灭亡的最后。这与他的心胸宽广淡泊明志有着必然的联系。他没有感情吗，没有怒火吗？没有怨气吗？绝对有。但他怎么释放出来呢？哭。去父兄侄子的坟头哭诉。我们不妨设身处地为季札想想，他心中装着的痛苦怨气，岂一个哭字了得！但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无疑是是释放痛苦的最好办法。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任何时候，人不要太压抑。对有些事情，或一笑而过，或一醉方休，或一场哭诉，总之要痛快淋漓地释放宣泄出来。人要保持一些童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不必刻意掩饰。要不就会郁结在心，轻则致病，重则折寿。所谓通则不痛，痛责不通。有个中医学家研究发现，“仁义礼智信”与内脏有某种对应关系——人体构成精气神，身心和谐，始于仁爱。那些老是感到心气郁闷之人，特别是发现自己良心坏了的人，应该去挂剑台找一找挂剑草，因为此草“可疗心疾”。
4，构建诚信，从心而始。
季札挂剑诚实守信不欺心，给当今社会的最大启示是，构建诚信社会，必须从心做起。目前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信誉危机、信任危机，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现实。人们普遍感到，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优越，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了；情侣、夫妻之间交换的信物价格越来越昂贵，但守信践诺“爱你一万年”白头偕老的越来越少了；法律法规制度越来越细致严格了，但却越来越不管用了；企业行业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条约条款合同协议越来越繁琐细微信誓旦旦，但道义的担纲和公平责任的维护却鲜有约束了。某地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是，有90.2%的市民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对社会的整体诚信程度，市民仅打出了5.78分的低分，相比5年前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状况，44.2%认为诚信水平下降了。调查显示，在导致社会诚信水平降低的原因中，唯利是图、道德水平下降和惩处不力位列前三。
温家宝总理曾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宏的博爱，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总理语重心长的话告诫国人，比黄金贵重的诚信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所系，是一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必要条件，更是政府施政的基石和一切价值的根基。然而，时下种种现象表明，一些人、一些机构、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比金子还贵的诚信不但没有倍加珍惜，相反，却极力地破坏，任意糟蹋。亿万民众强烈呼唤构建诚信社会。社会的发展，赋予了诚信丰富的时代内容：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信义兄弟”说得好，“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诚信二字丢，莫在世上走！”
法治研究领域认为：法治天然地与诚信是不可分的。 在现代诚信体系中，个人诚信是基础，企业诚信是核心，政府诚信是关键。社会互信＋国家立信＝上下同心。我们不仅要补法律这一课，更要补上诚信这一课！以此，让诚信精神和法治理念融入政府官员每个国民的血液，使之时刻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让诚信和法治真正成为政府官员治事理政、企业老板生产经营、社会公民做人行事的基本准则。
5，立言立德，友谊赛金。
都说是国家之间利益至上，市场竞争激烈，但人格魅力、文化底蕴对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的形象提升，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春秋时期，各国使臣往来频繁，外交言辞的得失常常关系国家的存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事比比皆是。有时甚至为了两国边界上区区两个女人抢摘桑叶，都可以挑起两国战争。各国使者对于代表本国的外交言辞十分重视，把“立言”列为“三不朽”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季札的出访，没有为吴国发表多少诸如“永不称霸，和平崛起”口号式的政治宣言，但他的作用要胜过一百个政治宣言！季札以自己的言行，为春秋外交树立了一个“立德立言立功”的榜样。齐国的晏子、郑国的子产，晋国的赵文子，都是春秋时彪炳史册的杰出政治家，季札与他们的交往，有礼有节，建言指弊，直入人心，不但没有引起常见的纠纷，反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用不卑不亢、直抒己见的态度，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的方式，或在论诗评乐的场面上，或在推心置腹的交心中，或在喝喝老酒听听美曲的笑谈中，不断展现出他非凡的外交才能，独特的人格魅力，博大精深的文化修养，敏锐的的政治洞察力，从而为吴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在当今世界的各种外交角逐中，文化、体育、名人外交都起到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无法达到的效果，比如当年中美乒乓球，创造了小球震动全球的奇迹，而今的美国，鉴于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竟然启用了“冰坛皇后”华人关颖珊，作为美国的“公共外交大使”，走遍中国和世界各地，其使命就是要增强与华人的亲和力和沟通力，进而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季札的外交艺术充分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抑或是一个企业，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国格人格魅力，就谈不上的强大的竞争力和持久的发展力。无论是国际交往，还是生意打拼，先交朋友，再谈生意，联络了感情，才有项目资金。现在我们创建文明城市，就涉及每个人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的一切言行举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文明形象，人人都是投资环境。前不久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文化之旅触动台湾人心”，给我们许多启示，在爱的路上携手共进，文化的穿透力往往是超越时空的。
季札为孔子老师的五大佐证（此节已在2011年8月《武进文史研究》第五期刊出）
温州吴氏联谊会 吴正东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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